荣邀系列·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前沿探索（龙花楼研究员）
编者按
上一期推送中，我们以吉林省为例，介绍了地理国情分析衍生专题图。2017年的第一期，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了龙花楼老师为我们做【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前沿探索】专题推送。
龙花楼老师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土地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全球土地计划（GLP）北京节点办公室研究员，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顾问。现任国际权威刊物《Habitat International》副主编、《Land Use Policy》编委及客座主编、《Journal of Rural Studies》编委及客座主编、以及国内诸多核心刊物编委。龙老师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具体方向包括：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重构、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利用转型、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村土地整治。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及著作。若想获取龙老师的详细资料，请单击文末全文链接。
背景介绍
自21世纪初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后，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土地利用转型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土地利用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Land Use Policy》在2014年第40卷出版的“中国土地利用政策”专辑中专门设置了“土地利用转型”专栏。迄今为止，国内已有30多篇以“土地利用转型”为研究主题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起“土地利用转型”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一处人文地理学科中“乡村土地利用与配置”研究方向的关键词之一。2002-2016年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了20多项以“土地利用转型”为主题的研究项目。2015年，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长江中游经济带土地利用转型管控技术与政策创新”的启动，进一步表明“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和国家行政部门均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土地是人类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研究其利用的转型，核心目标是探讨如何管理好土地资源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土地资源管理由数量管理向质量管理的转变，对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土地利用转型概念内涵
土地利用转型最早是由英国利兹大学的Grainger 在其研究以林业为主的国家土地利用时提出来的，随后这一研究方向被引入中国，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特点，相关研究得以迅速开展。主要涉及土地利用转型的理念、理论与假说，土地利用方式、模式和结构的转型，单一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型，以及土地利用转型与其他土地利用活动的关系等方面。土地利用转型，即土地利用形态在时序上的变化，它通常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型相对应。土地利用形态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利用形态的概念内涵被不断拓展。
土地利用形态，最初是指一个国家/区域在特定时期内由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构成的结构，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即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对应于一定的土地利用结构——国家/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它具有空间和非空间两种表现形式：其空间表现形式指的是由耕地、草地、林地、城镇用地、废弃地等组成的某个国家/区域的地图；非空间表现形式指的是每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在该国家/区域领土中所占的份额。随后，有关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时，土地利用形态指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在高一级类型中所占的份额，如农村宅基地在城乡建设用地中所占的份额。近来，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影响下，土地利用形态这一概念远远超出其数量与结构的范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
图1 土地利用转型概念图
土地利用形态通常具有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两种形式(图 1)。
显性形态指一个区域在特定时期内由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构成的结构，具有数量（面积、份额）和空间结构（类型格局、利用结构）两重属性。数量属性一方面指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几种土地利用类型组合或所有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如水田或旱地的面积、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面积、农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等。另一方面，数量属性还指单一土地利用类型或几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组合在高一级类型中所占的份额，如某一区域耕地中一半为水田，一半为旱地，即为这一区域耕地数量形态的直观描述；通常所说的山区是“七山一水二分田”或“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黄土丘陵沟壑区是“一川二沟三坡四峁梁”，这些都是区域土地利用数量形态的通俗说法。显性形态的空间结构属性主要是指各个土地利用类型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排列与组合，一致的数量形态下可能显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例如，同样数量形态的耕地面积，全部种小麦与小麦、玉米和大豆各占1/3，种植面积便反映出其不同的空间种植结构形态。
隐性形态指依附于显性形态且需通过分析、化验、检测和调查才能获得的土地利用形态，具有质量（养分含量、污染程度、退化程度）、产权（国有、集体所有）、经营方式（个体、股份制、流转与规模经营）、投入（资金、技术、劳动力）、产出（产量、产值、产投比）和功能（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属性。目前与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伴的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导致的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变化是当今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样的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其隐性形态可能千差万别。同一地域上规模相当的耕地，受不同程度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在养分含量、受污染程度以及退化程度上有着很大差别；在其上不同强度的资金、技术（如灌溉、病虫害防治技术）和劳动力投入，将有着不同的产量、产值和效益（产投比）；受经济发展和政策革新的影响，其经营方式有个体、股份制、流转与规模经营等差别。例如同一地域的林地，其产权可能有国有和集体所有之别。
基于以上分析，可对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作进一步的拓展。土地利用转型，即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由一种土地利用形态（含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的过程，它通常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型相对应。某一时间点的土地利用形态既是上一时间段土地利用转型的结果，又是下一时间段土地利用转型的开端，土地利用转型并不是形成一个固定或最终的土地利用形态格局，它是一个土地利用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理论
1.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趋势的理论假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用地总量将会增加。农村宅基地在增加的建设用地总量中所占比例将会由于农村人口比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条件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假定：农村宅基地在总的建设用地中所占比例将会随着城市化进程而降低；随着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村宅基地将逐渐被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在城市化的后期阶段这一比例将会趋向一个固定值。通常情况下，在我国的发达地区，城镇化速度较快，农村宅基地在增加的建设用地总量中所占比例会有降低趋势；而在不发达地区，这一比例会有上升趋势，因其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发展仍以农村为主。据此，提出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趋势的理论假设：通常情况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宅基地在增加的建设用地总量中所占比例将由高逐渐降低，直到这一比例趋向于一个固定值。将长江沿线样带划分为5个分属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村宅基地变化区域类型，对期间各区增加的建设用地中农村宅基地所占比例取平均值，发现从样带上游至下游，该值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乘幂趋势线（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曲线）可明显反映出各区所处的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研究发现，长江沿线样带各区段所处的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很好地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设（图2）。
图2 长江沿线样带各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
2.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模式。通常，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其实质是代表不同部门利益的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发生冲突，并在时间上通过形态的转变缓解这些冲突的一个过程。据此，提出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段时期内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引起的区域土地利用形态格局由强冲突逐渐向弱冲突（协调）转变，从而使表征各部门发展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形态格局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进而实现该时段城乡土地利用系统由形态向质态的转变（图3）。
土地利用转型指区域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可见，区域性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单种土地用途转换不能称之为土地利用转型，只有将其置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层面考究其形态的变化才能称之为土地利用转型。通常，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过程包含土地利用形态的长期性和趋势性的变化，形态的根本改变或变化方向和趋势的转折预示着某一时间段内土地利用转型的完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的涌现随之带来新的土地利用形态格局冲突，也是新一个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的开始。
图3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模式
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乡村转型发展缺乏重要抓手和支撑平台，导致城乡一体化发展空间受限。土地是人类主要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通过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土地利用转型及其引发的问题，并从土地整治的视角探讨相应解决方案，破解乡村转型发展和重构缺乏空间支撑平台的难题（图4），隶属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大型科学计划“未来地球”的“可持续性转型”重点研究主题
图4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重组与交互作用，促进了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主要涉及村镇空间组织结构、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就业方式、资源利用方式、消费结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等方面的转变，此过程称之为乡村转型发展。乡村转型发展在实质上与国际上流行的乡村重构这一术语具有相似的概念内涵。
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因素，如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状况、产业发展状况、乡村人口就业与迁移等，这些均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息息相关。而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均可在土地利用上得以反映。通常，社会经济演变的时空不可分离性被转移到作为主要社会经济活动载体的土地上，造就了十分复杂的土地利用格局，而该格局的变化又会影响到区域自然、生态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乡村转型发展促使土地利用转型，土地利用转型的结果反过来作用于乡村的转型发展，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两者间相互影响且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一种耦合关系。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引发了乡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资金与土地等乡村发展关键要素的转移，这些要素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农业与乡村传统发展要素（人口、土地、资金等）的变化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等新因素的介入，使得中国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与重构的新阶段。伍兹认为，乡村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和农村经济的调整、农村服务部门的兴起和地方服务的合理化、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要素重组等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然而，农村地区的这一社会经济结构重塑，必然通过改变其空间载体——土地的利用方式和配置格局，进而导致乡村空间的重构。
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乡村空间重构也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综合途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作为乡村发展两大核心要素的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给中国乡村地域的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是乡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与兼业化对乡村生活和生产空间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乡村土地的非农化与非粮化对乡村生产和生态空间的影响（图5）。
图5 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助推机制
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指国家通过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土地财产制度和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实施各种管理措施，其本质是国家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为提高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维护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调整土地关系，监督土地利用而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综合性活动。土地制度和政策作为土地资源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上层建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土地关系的总称，是一个国家人地关系的法定结合形式。土地政策是土地制度得以实行的措施体系或行为准则。土地制度是土地政策的基础，土地政策是土地制度的具体体现。中国的土地制度有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征收征用制度、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等，这些制度均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转型。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城乡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严峻挑战，作为人类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空间载体的土地资源，传统的开发型、粗放型用地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土地资源需求刚性上升与其供给刚性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居住和产业等建设用地的旺盛需求及其低效惯性增长，进一步快速驱动着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高速非农化，由此带来了城镇和农村土地的低效利用。城乡发展的转型，决定了中国的农地非农化 （主要指耕地利用转型）、宅基地空废化以及农地经营细碎化均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在此背景下，土地利用理念、用地模式以及管理措施等方面同样亟待相应的转型。然而，中国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1996-2011 年累计减少 1.24 亿亩，减幅为 6.4%，这与其间中国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一现象反映出当今中国土地资源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现有的土地资源管理制度已不适应当前发展形势，应加快推进改革。创新用地制度，提升土地要素组织功能与空间利用效率刻不容缓。土地政策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破解驱动土地征用、追求土地财政、造成土地浪费的体制与机制矛盾，推进包括土地产权制度、规划制度、征地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土地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创新，以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国城乡社会发展转型。
国家或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往往随着某个国家或区域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Lambin等认为土地利用转型强调土地利用形态变化是一非线性过程并与其他社会和生物自然系统的变化密切相关，土地利用转型主要源于关键资源的枯竭所引起的社会生态负反馈或独立于生态系统之外的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土地利用转型任何时候都发生在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及管理 （体制） 系统这三重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框架之内：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驱动下的土地利用转型引起的资源环境效应对自然系统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一影响通常是负面的，自然系统往往通过灾害的发生和土地资源的退化等反馈方式加剧土地利用转型进程；地表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表现为自然资源的衰竭（如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退化） 和环境的退化 （如土地污染或盐碱化），当这些问题足够严重以至于引起公众和管理部门的关注时，管理 （体制） 系统就可能通过土地资源管理法规制度及政策等管理手段影响土地利用者主体行为，进而通过土地资源工程等措施使土地资源管理政策制度落地，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调整土地利用经济系统，管控土地利用转型；管理部门根据实施管控措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来调整相关管控措施，通过对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的影响及调整后的管控措施的实施使得土地利用转型达到预期目标（图6）。
图6 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互馈机制
结语
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和不同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由此必然带来特定的土地利用转型过程。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土地资源管理的难点仍将聚集在协调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农地资源保护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因此，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决策部门应根据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适时调整土地资源管理政策措施，并推进中国土地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资源管理法规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应充分考虑目标区域所处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既要充分了解该区域目前所处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又要瞄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其即将步入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以增强土地资源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土地利用转型是综合性非常强的国际性前沿课题，也是一很复杂的现象。在中国城乡发展转型大背景下，未来的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研究需侧重如下几个方面：① 如何测度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和隐性形态转型，以及进而引起的土地利用系统功能的转型；② 如何测度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效应；③ 如何探讨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和重构的互馈作用机理及动力机制；④如何结合土地利用转型时空格局和动力机制的研究提炼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模式；⑤如何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和工程技术手段与方法优化调控土地利用转型。此外，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变化应当成为今后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关注的焦点。通过管控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变化来创新土地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及制度，加快推动土地资源管理方式从单纯的数量管理向数量、质量和生态并重的综合管理转变，从单纯的资源管理向资源、资产、资本统一的综合管理转变，更好地优化配置并持续高效利用城乡土地资源。
参考文献
[1] Long Hualou, Liu Yansui.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387-391.
[2]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Ge Dazhuan, et al.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 under restructu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392-412.
[3] Li Tingting,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et al.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mismatch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farmland resourc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potential crop rotation system. Land Use Policy, 2017, 60: 26-36.
[4] Liu Yongqiang,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et al.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their effects on water environment in Huang-Huai-Hai Plain, China. Land Use Policy, 2015, 47: 293-301.
[5] Li Tingting, Long Hualou, Liu Yongqiang, et al. Multi-scale analysis of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under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Bohai Rim.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 48: 227-238.
[6] Long Hualou. Land use policy in China: Introduction.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1-5.
[7] Long Hualou, Liu Yongqiang, Hou Xuegang, et al. Effects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due to rapid urbanization on ecosystem services: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ing in the new developing area of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4, 44: 536-544.
[8] Long Hualou, Zou Jian, Pykett J., et al. 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 1094-1105.
[9] Long Hualou, Heilig Gerhard.K., Li Xiubin, et 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nd-use change: analysis of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the Transect of the Yangtse River, China. Land Use Policy, 2007, 24: 141-153.
[10]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 131-138.
[11]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地理学报, 2013, 68: 1019-1028.
[12]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 地理研究, 2015, 34: 1607-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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